作者：吴永超（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把握数字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和发展的基本逻辑，从更加基础的维度理解数字经济特征及其与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契合点，对于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和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时代下，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就使得数字劳动、数据产权制度、激励机制以及数字信用等的关系需要用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框架予以整合，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逻辑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在现代经济中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社会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具有现代生产要素的基本特性。进一步分析可知，根源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和作为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特殊形式的数据，其参与生产最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信息，为经济主体决策提供维度更加丰富、多样性更加明显以及系统性更加强的信息。并且，依托现代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将价值转移到产品的效率。因此，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中，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发挥着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

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在数据特性的支配下，数字经济形塑出全新的市场规则，其既促进了市场主体实现地位平等，又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内涵实现了拓展。同时，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内在地具有包容性和追求共同价值的趋向，尤其是数字经济的高度融合性正驱动着生产的社会化形式不断发展。在数字时代下，社会个体本身就是数据的来源，经济主体必须积极面向数字生态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主张，在价值网络上必然要从原来的“单向度”的链式结构，发展成基于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的“多维度”立体网状结构，体现出企业和消费者共创价值的特点。

货币资本循环发展逻辑。按照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产业资本运动需要经历不同形态转换才能实现价值增殖。其中，在购买阶段的产业资本以货币资本形态呈现。在数字经济下，数字平台企业以其所拥有的数字技术优势更加高效地整合和协调交易市场，并促使货币资本循环发展产生变化。一是企业在生产领域中除了购买基本的生产要素支持生产外，还需要进一步通过不同方式获取数据，其向消费者所提供的“补贴”实际上是以获取数据作为交易对价的；二是企业通过信息数据化、数据商品化以及数据要素化的机制，使得数据分析的成果更好支撑企业改进生产过程，加快产品流通时间并提升产品价值实现效率。由此可见，数以亿计的用户数据、流量和注意力等稀缺资源不但成为企业可出售的“无形资产”，更是提高货币资本循环效率的重要条件。

数字时代的分享消费逻辑。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消费本身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共享理念和分享型消费模式。换言之，数字时代下人们更倾向于能够便捷地、经济地“使用”而不是永久地“拥有”某种商品。其内在的支撑机制就是商品和资源的产权形态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使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行为之间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并且彼此不会相互排斥，这实际上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具体而言，数据本身的非实体性和多元主体参与所形成的去中心化趋势使得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与传统的财产相比而言基本不存在排斥其他人使用的特性，这将促使消费者将关注点从产品的“归属”问题转移到消费能否满足自身需求的“功能”之上；同时，数字经济下产权运作方式逐渐“优步化”，交易物品的财产所有权概念将被进一步弱化，为分享消费逻辑的实现创造了实际条件。

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信息通信技术更新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的联结方式，而新一轮技术革命除了能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外，还现实地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的重构，使得数字经济有条件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条件。首先，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产业和技术升级，创造更加灵活的劳动生产形态。例如，“数字游牧民”的出现为人追求更高层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数字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总体财富，为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再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催生智力型劳动（数字劳动），不仅能够促进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实现个性化发展，还能进一步彰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推动劳动向其本真概念复归。

深化数字经济建设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

在新时代的中国建设和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建设与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围绕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和逻辑建构起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解释框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深化数字经济建设为背景，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四方面问题：

一是总体层面，应直面数字时代深化数字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挑战，积极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始终保持理论体系的旺盛活力。要以数据作为现代生产要素并参与分配的基本现实为出发点，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逻辑要求，深入推进社会财富理论、价值实现理论、竞争与垄断理论以及生产力理论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迫切需要系统阐释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所引发的不同方面效应，以指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求的新型工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现实中，重点是揭示数字经济促进工业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梳理数字经济推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支撑机制，以及以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激发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二是学科发展层面，数字经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学科内容的扩展。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传统政治经济学关注生产、分配、消费等宏观经济问题，而数字经济的兴起引入了信息、网络、数据等新要素，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使得政治经济学学科在研究内容上需要更加关注数字经济的特点、规律和现实影响，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福祉等方面的影响。其次是理论与方法的更新。数字经济发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经济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技术为支撑，涉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与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学学科需要借助这些新技术进行数据驱动的研究，改进现有模型和分析框架，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数字经济对经济结构、产业变革、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影响，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再次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调整。数字经济的兴起对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学校要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对数字经济的系统介绍和深入讲解，培养学生具备掌握数字经济相关理论和技术工具的能力，着力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和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更好地解决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复杂问题。最后是学科交叉的促进。数字经济背景下，政治经济学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日益重要，使得政治经济学学科需要主动拓展合作网络、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研究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影响。

三是产业发展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应对产业升级和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建设高质量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体系。一方面要以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建设新型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探索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数字底座”的现实路径，提升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数据的融合作用，在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持下进一步促进产业上下游、产供销协同联动，将数据融入到产业发展的各个链条和环节中，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数据链”的五链融合，为打通实体经济发展的“堵点”、攻克产业发展的技术“痛点”以及制约产业融合的“难点”提供新思路和新模式。

四是制度设计层面，要把握数据成为驱动经济运行关键性生产要素的内在规律，按照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健全完善数字经济运行所依赖的基础制度。一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以着力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为根本，切实发挥数据要素价值，保障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为导向，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为目标，在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交易方面深入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完善制度供给，推动数据市场化改革，支持健全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的确立，切实保障数字经济运行过程中数据的安全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