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德

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村子里敖姓、白姓、崔姓仨老爷子，称得上乡亲们心中的可爱“活宝”。论品质、论技能、论声望，皆难分出高低。笔者欲用文字白描，谁先入局？“阄”由自取，敲定姓氏音序排列，故以ABC谋篇，以活跃旧事念叨三位前辈。

A.“犟精”敖爷

佝偻着背，嘟哝着嘴，穿一件蓝粗布大衫。走起路来老爱反剪着手，粗布衫子的下摆随着身子一晃一晃的，有时还能听到他哼唱几句什么歌谣。早在家乡中学任教，我熟识过这么一位老头。

老爷子姓敖，当年68岁，本地人，是学校请来的一位年龄最大的工友。那时学校不配保安，敖爷的主要岗位在门房，要履行的职责就是早开门、晚锁门；此外，兼管校门内外的清洁卫生。

咋一看，敖爷古怪，爱发牢骚，日常很难见他舒展眉头，似乎天生就缺少笑的细胞。

混熟了，才知道敖爷是个老党员，还当过生产队长，只不过嘴有点犟，在家里老伴习惯直呼他“敖犟”（鄂西方言“拗犟”谐音）。

有人说“犟”和“杠”是一个意思，可从敖爷身上我找到不同：原来，犟劲源于被动任性，表现为固执己见，听不进批评或建议，信不过别人的主张，唯信自己的研判；而杠大多表现为主动，逆向思维，有事无事对着干，人说东他说西，人指犬他指鸡。

敖爷显然不属于后者，而且很多时候因倔强他赢得了主动。

就说为学校建猪场的那档事儿，就是他自己犟取的。那年之前，家乡中学根本没养过猪，历年的残菜剩饭送给邻校农户挑回去喂猪，或者白白浪费。年长的员工都觉得这样糟蹋食物是一种“罪过”。

敖爷对养猪业情有独钟。一个冬晚，他急着找校长毛遂自荐，不忍心食堂这么多剩饭被废弃，想为学校干点“副业”，办一个养猪场。校长一听睁大眼睛，自己也是农家子弟，他深知养殖的艰辛。

“这可是个费力又揪心的苦活啊，也不比农户喂两三头猪，您六七十岁的人能行吗？”校长站起来发问。

“能行！学校只管从盈利的份额中，给我开点工钱就行。”敖爷回答干脆，还表示要立“军令状”。

当时，学校领导多数不赞成让敖爷喂猪，有人信不过他的体力，有人质疑过敖爷的初衷，还有人担心老爷子的养殖技术不过硬，存在风险……可敖爷不服气，曾在会上犟着争辩如何能把猪喂好的事。

后来，几经周折班子成员达成共识，同意敖爷养猪。到了岁末开始选址，接着开建猪房，盖起猪圈，次年春天购回第一批仔猪。

敖爷甘愿吃苦，把猪仔当成自家的宠物一般饲养。

随着时间推移，转眼间小猪成了“半槽仔”（方言，指三四十斤重的猪），食量大增。敖爷每天从早忙到晚，要挑上十几担潲水，还要提着大桶收拾厨房的剩饭菜，跑上跑下进进出出无数趟。

那滋味老头受得了吗，当时一些年轻人暗地议论：“敖爷一定会退阵的，这活儿叫我们也吃不消。”

说来也怪，校办猪场从“开业”算起，大半年功夫就红火起来。敖爷越干越有信心，瞧着圈里上十头肥猪，他又犟着建议学校，再买三头仔猪、七八头“窝猪”（方言，指猪崽）。

敖爷像个孩子，整天忙里忙外，脸挂喜悦。他说话也具幽默潜质，添饲料加水上槽时，常自言自语逗猪儿：“哎，文明点儿，不哄不抢都有份儿。”见贪吃的大猪欺负小猪，他又大声呵斥：“你太自私，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没德行吃独食，小心我揍扁你！”

敖爷喜欢与我“讲白”，不过一定要在他蛮开心的时候。

一个深秋的晚上，他来到我宿舍，闲聊时不知不觉扯起“猪经”。敖爷兴奋地打开话闸：原来，他年轻时就是生产队的“养猪模范”，调配饲料、关猪看期、打针灌药、接生阉割……样样都会。

敖爷告诉我，“文革”时期生产队都办有猪场，那岗位的工作责任重大，出了问题轻则审查，重则“禁闭”甚至坐牢的都有。

一年冬天，他犟着跟兽医学阉猪，一下把个小公猪劁感染了。敖爷吓坏了，当晚悄悄抱回家，急忙用白酒和盐水给小猪的伤口消毒，用米汤加点红糖细心喂养。还好，几天后小猪康复，他又悄悄归还到集体猪圈。结果这事被一名心细的女社员发现并“告密”揭发，队长和大队干部硬是找他“刨根追底”审查一个星期。

敖爷识字不多，可凭着脑子熟记很多养猪的“学问”。他说养猪是科学，也要家里有“财运”，还授我两条事关买猪和阉猪的农谚：“‘三六九’（农历日期）关猪，不用看得书”，意思是农家买猪需要选个吉利的日子；还有“豮（音fén，公）猪劁得嫩（小），如同上道粪（指营养）”，虽含迷信色彩，却折射老人饱经风霜的阅历。

敖爷谈得津津有味，我听得认认真真，不知不觉到了子夜时分。敖爷起身欲走，我赶紧取出一瓶酒递给他。老人嘟着嘴，满脸犟气。我忙解释，自己不沾酒，要他务必带走，他这才笑着松手让我塞进他那宽大的衣兜……

敖爷实在，也很直率。他经常挂在嘴边有两句话：活多干，话少说，群众心里有秤砣；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样土里拖。

那些日子，他每早起床第一件事是开校门，接着便去瞧瞧猪，收理猪圈。他最反感的是深夜嚷着叫门，说“下半夜失眠”；他最觉得累的是担猪食，挑来挑去“背驼腰疼”。

已经过去20多年，不知可爱的敖老爷还健在不。

B.“杠精”白爷

白爷现已年近八旬，身材魁梧，满面红光，一看就是个爽快人。

初次接触，谁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习惯性抬杠的人。只是隐约感觉这老头说话蛮有“绕劲”，时不时爱跟别人的话挑刺儿，或者回怼对方。一旦他人认怂沉默不语，白爷便像斗赢的公鸡，留给现场一串哈哈的魔笑，似乎得意自视为机智和幽默。

偏远农村，能一针见血戳穿抬杠的村民并不多。白爷也不懂什么叫运用逻辑性错误捉弄他人。他只认为会借别人的话“钻漏子”“拈筋”，日久已成个性。一般人不爱与他搭腔，以免自讨没趣。白爷自己也曾内省这可能是个问题，就是革不掉这“毛病”。

白爷抬杠分为“言杠”和“行杠”。他所居住的村子里，流传有不少冠名他“杠精”的段子。

一次，牛贩子交流经验：选牛犊要看形体，“前耸后塌”的格外出力些。白爷掺和进去反驳，鸭公也是前耸后塌，怎么就出不了力呢！牛贩子不服气，理不屈而词穷，于是争吵起来差点干架。

邻近一户，三个儿子长期推诿养老。这天，白爷路过村里一家小卖部，发现一群人在那里讲白“粉经”。其中一个潇洒的中年人，正是这家老人的幺儿子。白爷悄悄凑近，只听见那个老幺狂吹自家儿女经常寄回“高档酒和食品”。他忍不住挤过去猛问：“你这么富有，怎么不跟老爹老妈弄点好吃的？”男子脸色骤变，哑然离去。

嘴皮杠是轻的。白爷干活，要是犯起杠劲来谁都抵挡不住。

多年前的一天，邻居砌房奠基，我遇见过白爷。那时白爷不足花甲，长得五大三粗，拿针线、干细活自然不会有兴趣；一双钉耙般的手指，搬石头打坎，建房子下脚，那可真没几个当得了他的对手。

白爷喝点酒，说是舒筋松骨。酒后，他不爱说也不会闹，只顾笑。有人描述：白爷的笑，惊得黄狗像过山彪，瘆得寡妇心直跳。

也不怨，白爷本就单身，事事不愁。打很早以前，他就只知道吃肉喝酒、打呼噜、下力干活，什么娶媳妇、生娃之类的事儿，早被他撇到九霄云外。对他来说，世事“辩证”可翻转，杠筋绷直了，舌头就是“狡头”，瞬间可成为神出鬼没的“哲人”。

白爷年轻时力大如牛。某年腊月，他遇到一枯朽的树蔸，操起锄头、斧子忙活半天，仍不见动静。隔壁人家见天色已晚，忙去后山劝他回家。这哪是白爷的风格！他不依不饶，非但没有停手，还回家备好火把、木棒子，返山打夜工左右开挖。劈完边根剁主根，能用的工具全用上，直到深夜十点，白爷才把老树蔸硬生生拖下山。

一点也不夸张，磨盘大的石头难不倒白爷。他只需用力一抱，说搁哪就搁哪儿，你想换个地方，嗨！还得请他去挪动。

那天，邻居请两桌人抬石头填墙脚，东头有个软土坑，挖的有一人多深。六人搬，他抛石头填，坑下由两名助手掏平。众人忙得满头大汗，白爷却满面红光，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得心应手。

据说，白爷干活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基本保持一致，唯有斜对门的阿坤小子跟他“合不来”，因为阿坤也倔如老驴。

就说打石坎吧，白爷刚放得妥妥的大石头，阿坤瞧见总不满意。一个表示要“挪个窝儿”，一个自信喊“动不得”，争来争去，阿坤不耐烦大手一挥，抱起石头吼道：“坚决要动一下！”最终，两人以谁的气势足，算谁的赢家。不过有一点还行，他俩经常抬杠，却没一次动过拳脚。

白爷虽爱杠，却有个明显的“软肋”，那就是从不与文化人对着干，包括念书的孩子。有人戏称，白爷尊重知识，杠也“白杠”。

说来有缘故。知情人讲，曾有一天，白爷路过乡友家，见这家七岁女孩玩魔方十分顺溜。他感觉很容易，便接手不问三七二十一旋转起来，结果越转越乱套。气得白爷直摇头，还嘀咕一句：“几百斤的石磙我都能让它转起来，这小玩意我真对付不了！”

白爷老了，见的多了，杠劲有所退化，但精气神还足。关心他生活的村干部，动员他去福利院养老，他却生气，说自己不缺什么，也有能力管好自己，凭什么要给政府“添麻烦”。

这不，白爷又“杠”上了。

C.“书精”崔爷

崔爷住我亲戚家隔壁。他的个头不高，却精神矍铄，白须飘逸、声如洪钟，是崔家冲一位典型的长寿老头。

崔爷常叼着一米来长的竹烟杆。要是有人问及年龄，他定会“叭叭”几口，等嘴里冒出一阵烟雾来，才微笑着告诉你：“老喽，虚度光阴，都九十带把儿啰！”崔爷自谦，说的就是已满九十岁了。

崔爷没上过几年私塾，却聪慧过人。他一生最大的嗜好是读老书，由此还衍生很多的才艺来：说书，唱戏，打丧鼓，凡是与传统文化粘上边边，几乎没有哪一行能难住他，绝对算一个乡村土秀才。

过去很多年，经常见到崔爷。后因亲戚家被征地拆迁，我很少去那地方，和他见面也就少了，但崔爷的精明和豪爽令我难忘。

崔爷的衣着很特别。一身宽大的装束，上衣、裤腿到处贴着补丁，一双边口发毛的解放鞋四季可见，似乎成为他居家的“标配”。

小时候，我以为他家很穷，没有钱换新衣服。后来，瞧见他出门办事又换上另一番整洁的装扮，这才知道他并非穷，而是简朴。

我曾问崔爷为何这般节俭，他说：“在家就要粗抷打的，像小脚女人哪能搞事！”按照老爷子的说法，下地干活没一套耐磨的“班衣”是不行的，怜香惜玉迈不开手脚，劳动效率自然会低下。

对崔爷更敬重的要算“讲古”。每到闲月，山乡农户的烤火屋最富人气。人少的有方形火坑，围坐五六个人；人多的有圆形火坑，围坐十来个人没有问题。崔爷家是圆形火坑，蹬脚的圆条石光滑耐看。

入冬之后，一家人围拢一边烤火一边海阔天空胡侃，火坑中间有铁钩挂着烧水的铝炊壶，水沸腾起来便发出嗡嗡嘤嘤的鸣叫声。崔爷告诉孩子们，快过年了，水壶就会嗯歌的。

这一点拨激起孩童们无限遐想，就像静静的水面丢进一颗石子。我好奇地追问，是不是只有寒冬腊月的水开了壶才会“唱歌”，是不是正月间“老鼠嫁姑娘”那天不能动剪刀，等等，无穷尽发问，崔爷都会耐心给出孩子们信服的答案。

唯有崔爷讲“正本”故事的时候，我们才会禁嘴止问、侧耳静听。《薛仁贵征东》《杨家将》《三国》《水浒》，这都是我最爱听的崔爷版“经典”。

儿时听书，可忘吃饭，可随主人公情绪波动或笑、或气、或落泪。有时内急，生怕遗漏情节，如厕去还把崔爷的腿拍一下“暂停”。毫不夸张地说，童年受到文学感染，与崔爷“讲古”密切相关。

中年的崔爷记忆力和口才都很惊人。至今记得，在聆听薛仁贵“瞒天过海”的段子时，我差点还被其他几个孩子挤坐到火坑里。

当时，崔爷正讲得神采飞扬。薛仁贵假扮老者，引领唐太宗进入一间华丽的彩棚与诸将畅饮，忽觉四面风声响彻，涛声如雷，身体不由自主的摇晃……我坐在小板凳上听得目不转睛，几个小伙伴也趴在我后背听得痛快。还没等到皇上开窗见到高丽国海岸，不知谁猛推了一把，我“哗啦”一屁股坐在火坑的圆条石上，其他孩子也顺势压来，幸好崔爷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们的衣服。

年少时，我家没几本图书，更甭说大部头古典文学名著。北宋名将杨业、杨延昭等保家卫国的故事，都是从崔爷那里“听”来的：一口金刀八杆枪，令辽兵闻风丧胆；辽国皇帝约请太宗赴金沙滩，“双龙会”暗藏杀机；潘仁美大奸大佞，杨家将遭严重迫害。在崔爷“说书”的氛围中，我们感受三国之争，牢记水浒精彩。无数次，我为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惊呼，为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击掌。

乡野民间，能有崔爷这类文化人热心传播历史经典，真是一方少年的幸运。以致从教后，我思考并坚信：“听说”训练与“读写”训练同等重要，听和读远比孩子们收看电视剧更能拓展想象空间。

缘于佩服，我也追问过崔爷的成就感。可他总觉得“说书”无功，或许“文革”时期有过禁言，他自认为讲古是不务“正业”，倒是脱口秀出一大堆创业的“奇迹”：砌好后山的石垱，开挖门前的石路，改河造田等等；花了多少个日子，搬来多大的石头，耗去多少包炸药，崔爷都如数家珍，兴致到高潮时还冒出一些方言来；“俩的、搁杂种”是他的口头禅，听起来粗犷豪放，让人感受到农家汉的雄壮美。

谈及这些，崔爷也毫不掩饰，大嗓门、直截了当描述，有时还伴有大幅肢体语言。为此，崔爷老伴常戏称老头子是“张飞后人”。

当然，崔爷同样敬重读书人。他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虽遭受过冤屈，但老先生留下不少学业有成的弟子。据说，还有一个学生担任过山区某县的领导，后来在地市级某岗位退休。

每逢春节，崔爷家的春联就是另一位书法家弟子撰写送来的，大多为工整的楷书，内容也往往突出忠孝廉义，诸如：父恩母爱千秋难忘，尊师敬老万世流芳。

每次拜年，崔爷都不忘先为客人做一番春联“解说”。不过，崔爷也十分好学，甚为喜欢听年轻人谈古论今，什么科技常识、国际形势、奇人轶事，他都听得入神，从不胡乱插言，只见他手握烟枪忘了吸，微笑着张嘴点头，有时还表现出惊讶的神情……

作者简介：潘祖德，湖北宜都人。湖北省学校文化研究会会员，宜昌市散文学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宜都市故事学会副主席。爱思考、爱练笔、爱摄影，探访美丽乡村、感悟百姓生活；部分作品散见报刊网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