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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书写了黄帝时代的灿烂历史
发布日期:2021-06-09

《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是“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丛书首册。

吸引我阅读这本书的正是封面上的“河洛古国”四个大字,让人忍不住联想起盗墓题材里提到的“精绝古城”,总觉得在上古时期的河洛古国也有不少值得深挖的史料故事。

果不其然,在文化学者齐岸青的《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一书里,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多位首席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位首席专家学术生涯的回溯为线索,系统记录了2020年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结构、墓葬及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并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河洛古国”的文化坐标及历史意义,勾勒了5300年前中华文明的原初样貌,书写了黄帝时代的灿烂历史。

司马迁曾有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来,有关夏商周的重要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夏商周三代与河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可惜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确切的纪年,以至于我们讲述历史,都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出现“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尴尬现象。

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们所谓的夏朝,不过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即便有甲骨文的出土得以证明商代的存在,但时至今日也不乏有人依然会认为商代也不过是传说中的时代。

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发布会上,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表明了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近几年随着多位知名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确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而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周易》中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具体来说是关于伏羲爷的一段故事。相传,伏羲爷曾在清浊分明的河洛交汇处,观天象演八卦,绘制了“河图洛书”,还教会了村民结网捕鱼、狩猎养兽,慢慢地,人群聚居,筑造起最初的城邦——五帝邦国、三代都邑……

正是这片区域诞生的神秘“河图洛书”,创造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聚集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地。

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在他的特别论证中,古国是高于部落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上,李伯谦和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一样,在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基础上,基本认同了中华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而古国阶段大体处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是社会复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伯谦等考古学家在巩义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是从考古实践的角度,以双槐树遗址为范例来提炼古国的理论标准。

随着《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对双槐树遗址考古的深度解读,河洛古国的真相也将一点一点被揭开。古国兴衰的印记不仅记载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还让今天的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黄帝时代的存在。

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的记录方式,不同于那些晦涩难懂且略显枯燥的考古记录报告,《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的文字极为优美,极富文学性,且通俗易懂。而该书重点围绕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三位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巍、顾万发,讲述了他们的考古人生,由此带给我们感动与启发。

诚如该书作者所言:一条河,打开了一部史书;一座山,解开了远古的密码;一块区域,刻下道道文明的痕迹,留下层层文化的年轮,等待我们去阅读、破解与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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