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贵英
房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搬动；人是活动的，可以随意迁徙。在固定与流动之间，空间的变化显然会给平淡的生活带来些许新鲜和刺激。
办公室的人象候鸟一样定期迁徙，所以长期在一起办公的同事也不觉得十分厌倦，虽谈不上其乐融融，但也可以用最时尚的一个官方用语——“和谐”二字来形容。
木 楼
很久以前，多久？我也记不清了，大概从老师不再钉在“臭老九”的十字架上开始吧，总之，那个时代对于我这个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来说的确是太模糊了。据老同志们讲，那时候，好几个教研组组成一个综合办公室在学校最古老的木楼里办公，一二十人；大概也是从那时候起，长期受压抑的人性开始复归，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日子基本结束，所以老同志开始嫌年轻人的臭脚丫子，年轻人也开始对老同志的迂腐提出意见；班主任可以脸色铁青地在办公室训学生，其他老师也可还之以脸色铁青。
他们有时也在一起较劲儿，如历史老师说语文老师对文章的分析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语文老师说政治老师讲的理论是“伪道德”；文科老师指责理科老师不读书不学习、不关心天下大事，只知道几个题目，理科老师觉得文科老师就会玩文字游戏，普遍具有自我欣赏的不良嗜好。一些学科教学上的“悬案”一直留到综合办公室解散，重组；留到有的老师调离，退休，病逝；留到日后好不容易聚会酒后语无伦次地争个面红耳赤……
据说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长期大规模群居似乎不大符合国人的本性，因为这样许多很私人的行为将会烙上群体的色彩，这样往往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复杂的事情弄得更复杂。
例如谈恋爱这样的事情，那些自己没有过足谈恋爱瘾的人们，在传统道德观念还具有很强影响力的社会环境里——不像现在——他们总是也只能把自己的那点粉红色的情结转移到进入恋爱时节的年轻人身上，仿佛他们恋爱就是自己再恋爱一样，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心思和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当事人，不管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也不管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曾经，综合办的一对很腼腆的小年轻，朦朦胧胧地还很有点意思了，同事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一日，两青年均上课去了，深沉的历史老师发话了：在“吃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很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在餐桌上决定的。顿时，数位老同志感觉肩膀一沉：何不设宴来促成一段姻缘呢？经商议，遂决定当晚在某家设宴。
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两个历史没有学好的小青年听说有饭局，满口答应。
就这样，他们象小说里写的那样不期而遇了。
酒过三巡，有同事自觉时机成熟，当即要男青年亮出底牌，继而摆出家长姿态，撕破朦胧的面纱，直奔谈婚论嫁的主题。性格内向的男方没想到自己纯洁朦胧的初恋会遭遇如此“失控”的场面，被鼓捣得有些不知所措，表现当然欠佳。同时，女孩子认为这是男方设计好的一个“阴谋”，想通过综合办舆论的压力来速成一段姻缘。从此不再理他。
就这样，这次宴会的大火直接烧焦了一颗感情的嫩芽。
几年后，男女当事人也都分别娶妻嫁人生儿育女，而且还在一所学校上班，甚至有时还带一个班，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这段感情的波折似乎早已被岁月的河流处理得波澜不惊——生活有时真地会把我们锤炼得从容不迫？
在基本解决了教师住房问题之后，综合办公的局面也开始逐步改变。开始陆续搬出木楼搬进新的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办公楼，开始分学科办公，几个人一个办公室，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被一堵堵墙一扇扇门凝固成一块一块，不再四处流淌弥漫，所以后来有同事调离、离婚等重大事件都是已成定局大家才知道。
当然，也不排除借墙和门拉开心与心之间距离的心理，因为，感受他人的内心和关心他人的家事事实上是很累的事情，就像综合办的同志在那次烈火之后，年轻人谈恋爱他们基本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尽量抑制住好奇和热情，生怕不小心烧伤他们。
当然，年轻人结婚时，同事们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贡献出全部的智慧精心打造“盛世婚礼”：新人所有的门框上将会贴上同事作的对子，对子往往荤素搭配，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婚礼主持人当然是由具有声望的老同志担任，老同志也是十分慎重地对待，专门添置新衣，收拾得比自己当年入洞房还周正。
因为都是小办公室办公了，以前在木楼办公的同事们借此机会也可以交流畅饮乃至一醉方休。
总之，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再“袖手”、秀口，大家都会将情绪渲染得铿锵有力，五光十色。仿佛日子是干柴，燃得噼里啪啦、有声有色。
其实，更多的时候，生活还是半干的柴火，慢慢地点燃，慢条斯理地冒烟，在不知不觉中由冷变热，由潮湿变干燥，其间偶尔会夹杂着若有似无的火星子，这些火星子有时也会牵动我们的神经，会留给我们很多期待、疑问、幻想（抑或是幻觉？）。
于是，生活这堆柴火变得象魔棍一样魅力十足。
方sir
在我们办公室，个子最高体积最大嗓门最宏亮的是方sir。
方sir虽然人高马大，却不会打篮球，为挖掘其潜力，他还是经常被派上场，谁知上场之后的方sir还具有杀伤力，因为他身高和体积太起作用了，篮球场上的他在篮筐附近左挡右拦的，还算是“铸就了一道坚实的人民防线”——学生作文里面这样形容方sir的场上效应。
当年在综合办公室办公时，楼梯是木制的，方sir上楼时虽然尽量放轻脚步，但是老迈的木楼梯依旧忍不住要吱吱呀呀地呻吟，他还在一楼的时候二楼的人就知道是他来了。
后来，老师们从木楼撤出，木楼只是在期中期末考试时做考场之用，那时，方sir已经晋升为年级主任兼政教处副主任，经常跟学生玩猫和老鼠的游戏。
因为戒烟，体重象股市里的“牛市”一样迅速上涨的方sir似乎练就了一身轻功，他会在楼梯不怎么呻吟的情况下到达考场，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考生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将舞弊者逮个正着。
方sir担任年级主任时正好港台风暴席卷校园，在调皮的孩子们那里，香港警察和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校园警察”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方sir”这个称呼却是不知不觉地叫开了。校园生活封闭而单调，在稚嫩而活泼的孩子们眼里，令他们又怕又爱的方sir无疑会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在学生的周记和作文中，为他们象牙塔内的生活燃起不少供日后可圈可点可追忆的火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方sir就类似于学校的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建筑物背后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
不要看我庞然大物，其实我有一颗温柔的心。
这句台词出自方sir一次课堂上的真情表白。走进方sir的课堂，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强悍的外表下藏着的那颗“温柔的心”。
虽然方sir的课堂语言象他的身材一样粗壮结实，扔在地上会击起灰尘，砸在玻璃上会发出砰砰的声音，但是这个“执铜琵铁板”歌“大江东去”的大汉确实能准确地传达诗经里纯真的爱情、宋词里缠绵的离别；杨柳在他的课堂上也还是婀娜多姿的，沙扬那拉依旧是风情万种的；母爱、童心、苦难一样会令他潸然泪下，兴之所致他也会象小孩子一样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有这些让人感受不到一丝的矫情和做作，这时，教室里充满了暖暖的春意，也是这时，那个可怕的“校园警察”便不复存在了。
“温柔的心”是这样地让莘莘学子如坐春风、熨帖轻松。但是，再温柔的战士也毕竟是战士，体格强壮加上豪情万丈让方sir的英雄本色显露无遗。
方sir是一个勇于奋斗、乐于奋斗且奋斗很有成效的人。
就家庭而言，他通过奋斗加“温柔的心”，拥有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仅这一点就足以令他“翘楚”全校了。
就事业而言，他从一个乡村民办教师打拼进重点高中，后来成为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由管理五六十人的班级到管理一个上千人的年级——用他自己的话说相当于率领一个作战团，说这话时的方sir俨然自己就是一员猛将。
他象军人一样敢拼敢闯，象唐吉诃德一样驾着生活的马车一路尘土飞扬，他要求全体师生象他一样同仇敌忾迎战高考，象他一样不生病，象他一样闻鸡起舞，象他一样在办公室打个盹儿就可以熬个大半夜，象他一样用宗教般的激情和虔诚燃烧普通的生命……
方sir的半军事化管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连续几年，他的“部队”在高考的战场上所向披靡、捷报频传，方sir本人也因战果辉煌受到多次表彰。
——在秋天傍晚空旷寂寥的操场上，送走一届学生的方sir象解完牛的庖丁一样“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
方sir的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办公室。
这个约20平方米的斗室似乎给了方sir许多灵感和激情，他严密的作战计划挂满了办公室的小黑板，象抗战时期的军事地图，加之几杆烟枪的吞云吐雾，办公室简直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个率先垂范的领导对我们办公室的三个小青年尤其要求严，他对我们说：重点高中的年轻教师，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建议你们三年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这话虽然现在听起来好像与“以人为本”的精神相悖，但是我觉得那段日子无论是对我的为人还是为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年长我们20岁的方sir似乎觉得孺子可教，他象语文组的其他长者一样，将积累多年的宝贵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们，备课、读书、写文章把我们的休息时间挤得满满的，学生在教室里挑灯夜战，我们也是在办公室里挑灯夜战。
我是一个喜欢睡懒觉的人，黎明时分的起床铃声于我是十分刺耳的，每次当我昏头昏脑地踏着早自习的铃声跑步到教室门口时，方sir早已在教学楼的走廊上“恭候”多时了，虽然我很少迟到，但是面对起床比公鸡还早的方sir，我总是感到不安和紧张，而且，为睡觉时间长短的事情我曾做过痛苦的反思——到底是纯粹生理上的原因呢还是思想动力不足呢？当然，在方sir的麾下，这样浪费时间的问题是容不得我想清楚想透彻的。
课堂上，我们也是经常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方sir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教室里听我们讲课，好在方sir目标大，一般他一进教室师生都有感觉。
有“警长”督学，我们的教学效果自然是颇佳了，有这样的育人效果，方sir感到荣耀得很，教训起别的办公室的同志底气更足了，——其实，不是所有的长者都具有奖掖后进的想法和实力，也不是所有的后生都能领受长者的苦心教诲。这样浅显的道理想必方sir也是明白的，但是无奈本性难移，他的“好为人师”虽让我辈受益颇多，但也使他树敌不少，后来，在提拔方sir时，不很理想的民主评议结果着实让其“温柔的心”倍受伤害。
人们习惯性地把教育的问题归咎于教师，认为老师就是应试教育的刽子手。善于冲锋陷阵的方sir显然是一个很有非议的人物。但是，本质上是一介书生的方sir们除了给已经站在独木桥上的学生更多的鼓励鞭策、教给他们不至于被挤掉下来的“技巧”，又能采取什么更好的方式来为普通平民子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对公平的智商、情商以及体能的较量来为自己快捷地争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呢？
知父莫如子。方sir五十岁时，孝顺的儿子为刚刚卸下“团长”铠甲的父亲配备了新的战斗武器——一部手提电脑。一段时间后，方sir那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厚重大手便能在移动键盘上挥洒自如了。
方sir的生活似乎有点“边缘化”了：清晨的操场上不再出现他那高大的身影，校园广播里不再传出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对于学校的重大决策他也基本上表示沉默。他将庞大的身躯移进书斋和厨房，将智慧和激情全部融进那颗温柔的心。暑假期间，曾与师父们小聚，得知方sir携师娘赴沿海看望没有过门的儿媳妇去了，据说还乐不思蜀呢。
——从形式上，方dir完成了“功成身退”的完满过程。
三 疯 陈
“三疯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办公室最年轻的男士，且长期未婚。
象“三疯陈”这样的年轻男士，说他玉树临风当然是逗他玩儿，但是在重点高中这个年轻男士稀少的地方，用鹤立鸡群来形容其处境还是不过分的。有了这样的优势，处于谈婚论嫁黄金时期的“三疯陈”，八小时以外的主要工作当然就是约会——当然，重点中学的“三疯陈”的实际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了八小时的，这也是“三疯陈”总结自己婚恋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据说，一次严重失恋之后，作为班主任的他对该班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到今天都没有结婚吗？就是因为天天跟你们在一起混！”
“三疯陈”是他自己取的笔名，我们曾多次问他到底是哪“三疯”，他都笑而不答。不过，结合该同志实际，外加我的肤浅理解，概括为“情疯、文疯、酒疯”大概不会错很远的。
所谓情发乎心，心有所动，故行乎文，文为心声，文心荡漾，漾出酒态，漾出醉意，漾出平凡人生的淡淡波纹。
——万事皆因情起情灭。
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是“三疯陈”作为未婚男士经常思考的问题。
一个男人，没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是可悲的，是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的。
“三疯陈”如是说。
“三疯陈”有着一段持久战般的恋爱，于他的性格，可能还是过足了谈恋爱的瘾的——虽然恋爱的对象最终没有跟他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但这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原本就不重要。
但是在老同志们看来，他的那段惊心动魄的恋爱还是有失水准。理由有三，其一，玲子（“三疯陈”对其女友的昵称）基本条件配不上小陈，其长相一般，气质欠佳，文化素养偏低，如果小陈娶了玲子，别人肯定会认为他纯属是救世主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其二，玲子有些恶习，用起小陈的钱来可用“挥霍”一词来形容，最典型的就是一次在酒吧玲子个人消费近千元，向来节衣缩食的师父们闻之无不痛心疾首；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玲子根本就不爱他，理由是玲子不断提出小陈无法满足的要求，例如大房子、新车子、厚票子等，但是从来都不说要嫁给他。
上述资料有的是直接得到的，有的是从小陈的陈词中间接推断出来的。以上三点理由，办公室的同志从八小时以外说到八小时以内，最终还是没有说服“三疯陈”。
倒是在这过程中，“情疯”二字被他阐释得淋漓尽致。
很长时间，他的生活中布满了玲子的印迹——办公桌上摆着玲子的玉照，手机里外全都是玲子的身影，打开他的电脑，千娇百媚的玲子会一个劲地冲你放电，办公室座机一响，小陈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抓起听筒，如果不是玲子打来的，他就会大吼一声：“某某，电话！”然后重重地放下电话，继而重重地回到座位上，恹恹的；如果是玲子的电话，小陈的脸上马上会绽放朵朵春花，低沉硬气的方言马上注入吴侬软语的成分，办公室的同志们顿时觉得心口爬满了小蚂蚁，痒痒的麻麻的。后来，当小陈接电话时，我们大家就会习惯性地出去打开水啊、上厕所啊或者干脆无所事事地去转悠几分钟。因为，痛苦的煎熬和幸福的享受永远是势不两立的。
小陈在家是孝子兼贤兄。他母亲生病多年，沉重的医药费让他的生活长期处于拮据状态，但他从来不要其弟出一分钱。认识玲子之后，他成了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只剩下爱情（抑或是单相思？）和空气了。所以，同志们经常确定各种各样的名目聚餐，一是劝其悬崖勒马，二是为其改善生活。事实上，每次聚餐之后的直接效果是：为情而疯的小陈似乎又蓄积了足够的能量，继续驾着青春的马车在爱情的星光大道上狂奔了。
有一次，我对丈夫说，比起“三疯陈”，我觉得我们的恋爱就是白开水，索然寡味。丈夫冷冷地说，白开水总比毒酒好。我无言，难道爱情的游戏规则永远掌握在男人手里？
一段时间后，颇有这方面心得和切身体验的方sir感叹说：“让时间来教育他吧！”
的确，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一天，都市晚报上登出一大篇文章，写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作者署名“三疯陈”。
谁也没有问小陈这是不是他写的，或者写的是不是他。总之，写这篇文章之前，玲子已经嫁给了别人。
就这样，小陈用这样一种方式告别了自己的一段感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举行了一个成为真正男人的成人仪式，只是这个仪式的颜色暗了一点。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男人的小陈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他是不屑于写文章的，他说，连孔子都“述而不作”，我还写文章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写一些很长的教学论文，题目很大，气势很盛，动辄把李白杜甫李清照拉出来说事儿。
玲子从“三疯陈”的心里是否真正走出，我们不知道，但是她从我们办公室里彻底走出去了这倒是确定的，看到小陈可怜的样子，师父们开始反省自己的审美标准：等“三疯陈”和玲子分手后，再看到玲子时，大家觉得玲子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姑娘，可当初为什么大家都不能接受她呢？师傅们都觉得奇怪。——当然，这是后话。
只是，师父们不再那么暴风骤雨般地批评他了，而是和风细雨般的启发开导他——毕竟都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最重要的。
也不知是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外因促成了内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疯陈”情感的马车在经历了一段风雨历程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他在办公室里用沙哑的嗓子哼着一首老歌“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禁不起太长的等待……”迷茫而沧桑。
不久，像很多现代青年一样，有了明确目的的小陈老师在同事们的撮合下，没有波折没有悬念地娶了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比较符合师父们的审美标准。
小陈结婚时我已经离开学校了，婚礼办得热闹而随意，很符合小陈的一贯风格。
周末，偶尔看到小陈牵着妻子的手逛街。
走在阳光下的小陈，幸福得像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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